2017.08.21

<【01周報社論】林鄭的稅制改革 除了減稅還是減稅?>

撰文: 香港01
發佈日期:2017-08-21 06:00

 

  •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劉怡翔日前透露,特首林鄭月娥在其競選政綱中提出的兩級利得稅制改革,會在明年下半年提交立法會審議。政府雖指這項改革可為中小企減輕負擔,並為發展創新科技注入動力,但這項出於舊式財稅思維的政策,顯然未有為香港當前的問題對症下藥。港府推動稅制改革實屬必要,但首先必須回答的問題是:稅制改革為何改?為誰改?

 

(資料圖片)

林鄭月娥在競選期間,提出引入兩級利得稅(two-tiered profits tax),為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及初創公司減輕稅務負擔。根據她的建議,企業首200萬元利潤的利得稅稅率,將由目前的16.5%,降至10%;至於首200萬元之後的利潤,稅率則維持不變。林鄭月娥當時曾估計,這項政策將為數以萬計企業減稅40%。

至於剛剛上任的財庫局局長劉怡翔,日前就此作更詳細解釋,表示根據估算政府會因此少收50億元,變相將這50億元投放到市場,是對社會的投資,對經濟發展、推動創新科技等,帶來正面影響。有關方案正由新成立的稅務小組加以研究,會在下半年提交上立法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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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前本港中小企業接近30萬家,為百多萬人提供就業機會,政府推出任何協助中小企業的政策,理論上值得支持。但是,兩級利得稅改革,對中小企業到底有多少幫助?就此,可以循兩方面分析這個問題。

一方面,兩級稅制對減輕中小企經營負擔有多少幫助?所謂「中小企」,其實是一個籠統的名詞,泛指聘請少於100人的製造業公司,又或少於50人的非製造業公司,因此不同的中小企經營成本結構,可以千差萬別,例如一家茶餐廳的成本結構,和一家物流企業的成本結構,就會有明顯的不同。

但總體來說,中小企的經營負擔,主要來自租金、薪金,以至原材料開支。根據一個港大在2013年進行、關於中小企開支狀況的調查,除上述三大項的開支外,中小企的開支主要用在公幹、商務服務、辦公室用品,至於稅務負擔並不在中小企所關注的範圍之內。出現這個情況,相信因為不少中小企在租金、原材料上漲等影響之下,近年都是呈微利經營甚至出現虧損,實際上的稅務負擔並不大。加上,過去幾年政府都錄得巨額財政盈餘,「派糖」措施亦包括減免利得稅,例如在2016/17財政年度,利得稅稅款的75%可獲寬減,最多可扣減二萬元,對於廣大利潤本來就不高的中小企來說,稅務負擔並不構成問題。

因此,政府若推出兩級利得稅制,頂多只為少數經營狀況極之良好的中小企錦上添花,就算這類中小企能用盡200萬元的扣稅額度,減輕了當中6.5個百分點的利得稅稅負,意味每月能節省10,000元左右,對於一家年賺至少200萬元、每年營業額可能數以千萬元計的企業來說,這筆額外的稅務扣減,實際意義似乎相當有限,只能說是聊勝於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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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一方面,兩級利得稅是否有助創新科技發展?正如前文所述,兩級稅制對微利、虧損的中小企業來說,根本沒有多少實際意義,而對經營狀況較佳,有機會「用盡」扣稅額的中小企來說,所省下的稅務支出其實亦不多。這筆資金要用作更新辦公室內的一般電腦軟、硬件,已經捉襟見肘,每月省下約10,000元的稅款,用來增聘一個文員、庶務員,在目前失業率低見3.1%、工求人多於人求工的狀態下,已有相當難度,若要用這筆錢聘請一個創科專才,更是不可能的任務。如果說中小企因為省下了這筆微薄的資金,就會更加踴躍地從事科技研究研發,更是癡人說夢。

 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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創新科技非靠簡單低稅制可成

政府有這個說法,顯然是受到長期以來的自由經濟迷思——又或更貼切是以自由經濟為官僚懶政尋找藉口的又一個現實案例。因為綜觀全球,一些地方發展創新科技有成,其成功因素顯然不是所謂的自由經濟,又或簡單低稅制,優秀的創科企業寧可在美國、歐洲、韓國、新加坡,以至中國內地發展,於稅率較香港高、經濟自由度更低的環境下打拼,也不選擇來香港尋找機會,原因何在?

試想,假如當年香港科技大學的畢業生汪滔決定在香港,而不是到深圳開創他的大疆(DJI)無人機事業,他在香港能否找到足夠的技術人才?香港有沒有完善的產業鏈向他供應合適的技術和零部件?他要在香港找地方設辦公室、廠房,要忍受多少地產商的白眼與政府官僚嘴臉?只要細心想想這個叫香港人扼腕的案例,香港的創科發展如此不濟,到底是香港政府在產業政策,在人才培訓、土地政策等等方面欠缺願景、承擔、配套,無法形成一個有利於創科產業發展茁壯的生態圈的問題?還是香港的稅率還不夠低,再減一點點稅就可以解決問題?

故此,林鄭月娥在競選時提出兩級利得稅的建議,無論是出於為香港整體利益綢繆的善意也好,又或是為贏得商界選委的支持也好,但她上任特首後,就應該重新思考一個最根本的問題,稅制改革是為何而改?為誰而改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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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為這兩個問題尋求答案,現屆政府應該反思,稅收作為一種工具,在今天的香港社會到底有何現實意義。今天的香港,各種社會深層次結構矛盾看似千頭萬緒,但相當大部分的問題都指向了同一個癥結,就是社會資源分配不均,無日無之地觸發矛盾。

就如中小企的經營問題,一些腳踏實地的中小企老闆絞盡腦汁艱苦守業,陷入微利或虧損的困境,對於改善勞工福利例如上調最低工資、訂立標準工時,唯有大力反對,避免經營成本進一步上漲。但另一邊廂,中小企的老闆卻要將相當大部分的收入,向業主交租,而業主再將所收得的租金投資股票、物業等,繼續「錢滾錢」,續享厚利。

這個情況正好說明香港社會分配不公的現象,處於社會金字塔最底層的基層,在整個分配過程中成為不斷被擠壓的對象,薪金增長長期跑輸社會整體財富增長;位居中層的中小企老闆或許表面風光,但相當大部分的收入最終都流向了業主,努力經營實業只能享受到微利甚至要忍受虧損;至於位處社會金字塔最頂層的有產階級,不但可以依靠其手中資產,坐享社會利益的最大部分。更重要是當普羅打工仔、中小企老闆身處稅網之中,努力工作之餘還要將自己微薄的薪金、利潤繳出部分納入政府庫房,但有產階級買賣物業、股票所得的豐厚利潤,在今天的香港,幾近免稅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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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藉稅制改革進行二次分配

可能有人會認為,這個現象,本來就是一個奉行資本主義社會的必要之痛,香港並不是一個孤例,而在尊重私有產權的大前提下,總不能如昔日共產主義的火紅年代般,將富人、地主的財產充公,將他們共產,這種極端的方法,顯然不容於文明的社會。然而,如果完全袖手旁觀,放任這種貧者愈貧、富者愈富的現象不斷加劇,在資本收益率遠遠高於勞動所得的現實下,香港的貧富懸殊問題只會不斷惡化,令各種社會深層次矛盾更趨尖銳。香港的堅尼系數已達0.539的新高,超越0.4個警戒水平,意味貧富懸殊已嚴重得進入社會不安的狀態,如果對這個趨勢放任不管,香港的貧富矛盾會再嚴重到什麼程度,生活壓力日益沉重的基層、對未來失去希望的年輕人、對上流再不感奢望的中產,種種社會怨氣日積月累、不斷發酵,到底會演化成怎樣的方式,在什麼時間爆發,實在令人不敢想像。

要打破這個惡性循環,單靠自由市場的自我調節,只怕是緣木求魚,尤其是社會大眾總不能期望有一天環球金融市場、資產價格泡沫爆破,將富人從雲端狠狠推落地上,透過「均貧」實現社會的表面公平。如果要避免以極端手段收窄貧富差距,只能靠政府透過稅制改革做好社會資源二次分配,由能者多付、政府居中調撥資源、幫扶弱勢,藉着向普羅大眾尤其基層,提供更完善的住屋、教育、醫療、安老等保障,讓社會不同階層都有改善生活、積極尋求向上流動的機會。

這種願景,並不是一個烏托邦式的虛幻構想,現實是國際上不少政府都正調整其角色,由一個管理公共收支的「掌櫃」,逐漸提升其在社會資源二次分配上的功能。最為香港人熟悉的例子,相信是一度和香港進行低稅率競賽的新加坡,在2015年宣布向高收入人士加稅,以加強對基層、長者的社會保障。另外有一個更近期的例子,是上任剛剛滿百日的韓國總統文在寅,早前宣布了一籃子的加稅計劃,向財閥、富人、持有多個物業的投資者增加徵稅,挪騰資源應對當地日益嚴重的貧富差距問題,目的是將韓國打造成「共同富裕的經濟、普濟民生的國家」。可惜的是,當全球不少政治領袖都跳出了低稅制的迷思,藉稅制改革促進更合理的二次分配,以紓解社會矛盾,但香港政府的高官們似乎仍未見新思維,將稅制改革簡單地等同減稅,以為靠稅率再低一點就是解決一系列社會問題答案,如果這就是新政府的理財新思維,恐怕將令人失笑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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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然,可能有人覺得,在政府財政儲備超過9,000億元、多得近乎滿瀉之際,所謂的稅制改革如果不提減稅,甚至提出加稅,在政治上並不明智。但政府的盈餘多少,其實是一個相對的概念,造成盈餘過度豐厚,顯然不是香港已經是太平盛世、公帑多得無處可花,而是政府對各項民生開支顯得極其吝嗇,只要看看擠滿病人的醫院、住在劏房的近十萬個基層家庭、苦候安老服務卻不得要領的長者、因生活費高昂而苦惱的打工仔、為沉重學債而發愁的年輕人,大量問題正急須政府調配社會資源加快處理,關鍵只是政府有沒有這方面的認知與承擔而已。

去年,長和主席李嘉誠主動提出,政府調高利得稅稅率1至2個百分點,以用於醫療、教育等。一個商人建議加稅,聽起來相當弔詭,但這個建議背後,相信是除了出於李嘉誠多年來投身慈善事業的體會,更可能是出於一個商人的智慧,因為一個理想的營商環境,既需要穩定的社會環境,更需要社會大眾生活安穩富足,才有能力花錢消費。當社會變得瀰漫怨氣、人心不穩,大部分人都因生活逼人沒多少閒錢可花、只有少數富裕階層才花得起錢,最終只會生意不成生意。粵諺所說的「小財唔出、大財唔入」道理,新一屆政府明白嗎?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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