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【01周報社論】林鄭的稅制改革 除了減稅還是減稅？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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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劉怡翔日前透露，特首林鄭月娥在其競選政綱中提出的兩級利得稅制改革，會在明年下半年提交立法會審議。政府雖指這項改革可為中小企減輕負擔，並為發展創新科技注入動力，但這項出於舊式財稅思維的政策，顯然未有為香港當前的問題對症下藥。港府推動稅制改革實屬必要，但首先必須回答的問題是：稅制改革為何改？為誰改？
林鄭月娥在競選期間，提出引入兩級利得稅（two-tiered profits tax），為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及初創公司減輕稅務負擔。根據她的建議，企業首200萬元利潤的利得稅稅率，將由目前的16.5%，降至10%；至於首200萬元之後的利潤，稅率則維持不變。林鄭月娥當時曾估計，這項政策將為數以萬計企業減稅40%。
至於剛剛上任的財庫局局長劉怡翔，日前就此作更詳細解釋，表示根據估算政府會因此少收50億元，變相將這50億元投放到市場，是對社會的投資，對經濟發展、推動創新科技等，帶來正面影響。有關方案正由新成立的稅務小組加以研究，會在下半年提交上立法會。
目前本港中小企業接近30萬家，為百多萬人提供就業機會，政府推出任何協助中小企業的政策，理論上值得支持。但是，兩級利得稅改革，對中小企業到底有多少幫助？就此，可以循兩方面分析這個問題。
一方面，兩級稅制對減輕中小企經營負擔有多少幫助？所謂「中小企」，其實是一個籠統的名詞，泛指聘請少於100人的製造業公司，又或少於50人的非製造業公司，因此不同的中小企經營成本結構，可以千差萬別，例如一家茶餐廳的成本結構，和一家物流企業的成本結構，就會有明顯的不同。
但總體來說，中小企的經營負擔，主要來自租金、薪金，以至原材料開支。根據一個港大在2013年進行、關於中小企開支狀況的調查，除上述三大項的開支外，中小企的開支主要用在公幹、商務服務、辦公室用品，至於稅務負擔並不在中小企所關注的範圍之內。出現這個情況，相信因為不少中小企在租金、原材料上漲等影響之下，近年都是呈微利經營甚至出現虧損，實際上的稅務負擔並不大。加上，過去幾年政府都錄得巨額財政盈餘，「派糖」措施亦包括減免利得稅，例如在2016/17財政年度，利得稅稅款的75%可獲寬減，最多可扣減二萬元，對於廣大利潤本來就不高的中小企來說，稅務負擔並不構成問題。
因此，政府若推出兩級利得稅制，頂多只為少數經營狀況極之良好的中小企錦上添花，就算這類中小企能用盡200萬元的扣稅額度，減輕了當中6.5個百分點的利得稅稅負，意味每月能節省10,000元左右，對於一家年賺至少200萬元、每年營業額可能數以千萬元計的企業來說，這筆額外的稅務扣減，實際意義似乎相當有限，只能說是聊勝於無。
另一方面，兩級利得稅是否有助創新科技發展？正如前文所述，兩級稅制對微利、虧損的中小企業來說，根本沒有多少實際意義，而對經營狀況較佳，有機會「用盡」扣稅額的中小企來說，所省下的稅務支出其實亦不多。這筆資金要用作更新辦公室內的一般電腦軟、硬件，已經捉襟見肘，每月省下約10,000元的稅款，用來增聘一個文員、庶務員，在目前失業率低見3.1%、工求人多於人求工的狀態下，已有相當難度，若要用這筆錢聘請一個創科專才，更是不可能的任務。如果說中小企因為省下了這筆微薄的資金，就會更加踴躍地從事科技研究研發，更是癡人說夢。
創新科技非靠簡單低稅制可成
政府有這個說法，顯然是受到長期以來的自由經濟迷思——又或更貼切是以自由經濟為官僚懶政尋找藉口的又一個現實案例。因為綜觀全球，一些地方發展創新科技有成，其成功因素顯然不是所謂的自由經濟，又或簡單低稅制，優秀的創科企業寧可在美國、歐洲、韓國、新加坡，以至中國內地發展，於稅率較香港高、經濟自由度更低的環境下打拼，也不選擇來香港尋找機會，原因何在？
試想，假如當年香港科技大學的畢業生汪滔決定在香港，而不是到深圳開創他的大疆（DJI）無人機事業，他在香港能否找到足夠的技術人才？香港有沒有完善的產業鏈向他供應合適的技術和零部件？他要在香港找地方設辦公室、廠房，要忍受多少地產商的白眼與政府官僚嘴臉？只要細心想想這個叫香港人扼腕的案例，香港的創科發展如此不濟，到底是香港政府在產業政策，在人才培訓、土地政策等等方面欠缺願景、承擔、配套，無法形成一個有利於創科產業發展茁壯的生態圈的問題？還是香港的稅率還不夠低，再減一點點稅就可以解決問題？
故此，林鄭月娥在競選時提出兩級利得稅的建議，無論是出於為香港整體利益綢繆的善意也好，又或是為贏得商界選委的支持也好，但她上任特首後，就應該重新思考一個最根本的問題，稅制改革是為何而改？為誰而改？
要為這兩個問題尋求答案，現屆政府應該反思，稅收作為一種工具，在今天的香港社會到底有何現實意義。今天的香港，各種社會深層次結構矛盾看似千頭萬緒，但相當大部分的問題都指向了同一個癥結，就是社會資源分配不均，無日無之地觸發矛盾。
就如中小企的經營問題，一些腳踏實地的中小企老闆絞盡腦汁艱苦守業，陷入微利或虧損的困境，對於改善勞工福利例如上調最低工資、訂立標準工時，唯有大力反對，避免經營成本進一步上漲。但另一邊廂，中小企的老闆卻要將相當大部分的收入，向業主交租，而業主再將所收得的租金投資股票、物業等，繼續「錢滾錢」，續享厚利。
這個情況正好說明香港社會分配不公的現象，處於社會金字塔最底層的基層，在整個分配過程中成為不斷被擠壓的對象，薪金增長長期跑輸社會整體財富增長；位居中層的中小企老闆或許表面風光，但相當大部分的收入最終都流向了業主，努力經營實業只能享受到微利甚至要忍受虧損；至於位處社會金字塔最頂層的有產階級，不但可以依靠其手中資產，坐享社會利益的最大部分。更重要是當普羅打工仔、中小企老闆身處稅網之中，努力工作之餘還要將自己微薄的薪金、利潤繳出部分納入政府庫房，但有產階級買賣物業、股票所得的豐厚利潤，在今天的香港，幾近免稅。
應藉稅制改革進行二次分配
可能有人會認為，這個現象，本來就是一個奉行資本主義社會的必要之痛，香港並不是一個孤例，而在尊重私有產權的大前提下，總不能如昔日共產主義的火紅年代般，將富人、地主的財產充公，將他們共產，這種極端的方法，顯然不容於文明的社會。然而，如果完全袖手旁觀，放任這種貧者愈貧、富者愈富的現象不斷加劇，在資本收益率遠遠高於勞動所得的現實下，香港的貧富懸殊問題只會不斷惡化，令各種社會深層次矛盾更趨尖銳。香港的堅尼系數已達0.539的新高，超越0.4個警戒水平，意味貧富懸殊已嚴重得進入社會不安的狀態，如果對這個趨勢放任不管，香港的貧富矛盾會再嚴重到什麼程度，生活壓力日益沉重的基層、對未來失去希望的年輕人、對上流再不感奢望的中產，種種社會怨氣日積月累、不斷發酵，到底會演化成怎樣的方式，在什麼時間爆發，實在令人不敢想像。
要打破這個惡性循環，單靠自由市場的自我調節，只怕是緣木求魚，尤其是社會大眾總不能期望有一天環球金融市場、資產價格泡沫爆破，將富人從雲端狠狠推落地上，透過「均貧」實現社會的表面公平。如果要避免以極端手段收窄貧富差距，只能靠政府透過稅制改革做好社會資源二次分配，由能者多付、政府居中調撥資源、幫扶弱勢，藉着向普羅大眾尤其基層，提供更完善的住屋、教育、醫療、安老等保障，讓社會不同階層都有改善生活、積極尋求向上流動的機會。
這種願景，並不是一個烏托邦式的虛幻構想，現實是國際上不少政府都正調整其角色，由一個管理公共收支的「掌櫃」，逐漸提升其在社會資源二次分配上的功能。最為香港人熟悉的例子，相信是一度和香港進行低稅率競賽的新加坡，在2015年宣布向高收入人士加稅，以加強對基層、長者的社會保障。另外有一個更近期的例子，是上任剛剛滿百日的韓國總統文在寅，早前宣布了一籃子的加稅計劃，向財閥、富人、持有多個物業的投資者增加徵稅，挪騰資源應對當地日益嚴重的貧富差距問題，目的是將韓國打造成「共同富裕的經濟、普濟民生的國家」。可惜的是，當全球不少政治領袖都跳出了低稅制的迷思，藉稅制改革促進更合理的二次分配，以紓解社會矛盾，但香港政府的高官們似乎仍未見新思維，將稅制改革簡單地等同減稅，以為靠稅率再低一點就是解決一系列社會問題答案，如果這就是新政府的理財新思維，恐怕將令人失笑。
當然，可能有人覺得，在政府財政儲備超過9,000億元、多得近乎滿瀉之際，所謂的稅制改革如果不提減稅，甚至提出加稅，在政治上並不明智。但政府的盈餘多少，其實是一個相對的概念，造成盈餘過度豐厚，顯然不是香港已經是太平盛世、公帑多得無處可花，而是政府對各項民生開支顯得極其吝嗇，只要看看擠滿病人的醫院、住在劏房的近十萬個基層家庭、苦候安老服務卻不得要領的長者、因生活費高昂而苦惱的打工仔、為沉重學債而發愁的年輕人，大量問題正急須政府調配社會資源加快處理，關鍵只是政府有沒有這方面的認知與承擔而已。
去年，長和主席李嘉誠主動提出，政府調高利得稅稅率1至2個百分點，以用於醫療、教育等。一個商人建議加稅，聽起來相當弔詭，但這個建議背後，相信是除了出於李嘉誠多年來投身慈善事業的體會，更可能是出於一個商人的智慧，因為一個理想的營商環境，既需要穩定的社會環境，更需要社會大眾生活安穩富足，才有能力花錢消費。當社會變得瀰漫怨氣、人心不穩，大部分人都因生活逼人沒多少閒錢可花、只有少數富裕階層才花得起錢，最終只會生意不成生意。粵諺所說的「小財唔出、大財唔入」道理，新一屆政府明白嗎？